（受访者提供/图）
在美国文化圈，越南裔作家Ocean Vuong（王鸥行）早已名声大噪。2016年，他的首部诗集《夜空穿透伤》（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被《纽约时报》选入年度十大图书，同时还获得了前进诗歌奖和T·S·艾略特诗歌奖的认可。时隔三年，他又交出了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中文版于2023年6月出版）。这一次，赞誉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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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书评人争先恐后、滴水不漏地夸赞，有人紧扣这两种体裁，称他为词语鉴赏家，说他的小说处女作和他的诗歌一样“抒情而令人难以忘怀”，某些词句具有他写得最好的诗歌中那种“幻觉般的精确性”和“尖锐的脆弱性”；有的玩文字游戏，感慨这部自传体小说标题是“转瞬即逝的绚烂”，内容却令人长久惊叹；有的干脆抛开文本，用情绪化、私人化的总结来表达阅读过后的欣赏与激动，将它比作2019年5月31日沃尔特·惠特曼诞辰200周年前后“我们能收到的最好礼物”，“当一本书有能力让我爱上其间的人物，当我去买杂货、看Netflix（奈飞，流媒体播放平台）和支付账单时，这些角色仍在我的脑海中嗡嗡作响，那么我就可以放心地称其为‘伟大’。”
但“伟大”的故事往往难逃一个悲剧的开始。
几代人的命运化作寥寥数行诗。“一名美国士兵操了一名越南农妇。因此，我的母亲存在。因此，我存在。因此，没有炸弹=没有家人=没有我。/ 哎呀。”
王鸥行两岁时被家人带着逃难到美国，与六名亲戚共住一套一居室公寓。那时他还不叫Ocean，不识字的母亲最初想用武打明星“成龙”来叫唤这个瘦弱的男孩，到美国后，也许是为了纪念丈夫离家后的新生活，连名字也取了新的。很久以后，她告诉他，选择海洋Ocean是因为，“就像太平洋一样，我们并不真正居住在美国或越南；我们的家乡是太平洋。就像那片广阔的水域一样，我触及两个国家，但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在那个蜷缩的空间里，没有闪耀的圣诞树，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甚至在Ocean 11岁以前，家中都没有人懂得如何阅读任何文字。视线所及，是有暴力倾向的单身母亲、身陷越战阴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外婆，和在学校无法融入的边缘穷学生。饭后消遣只好讲故事，他们聚集在外婆身边。当雪覆盖街道，风吹得窗户嘎嘎作响时，把头靠在彼此的肩膀上，唱歌和哭泣直到深夜，茶壶空了又满了十几次。
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成了他们落脚的地方。这里是马克·吐温、华莱士·史蒂文斯、哈里特·比彻·斯托的故乡，但王鸥行苦涩地写道，“这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也没见过或写过像我们一样的人：在我的哈特福德，父亲们如幽灵一般，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来来去去，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认识的唯一男人存在于电影和音乐录影带中；而祖母、外婆们是国王，她们没有王冠，只有尽力挽回、临时拼凑的自尊和只说母语的固执证明。”
王鸥行笔下的叙述者“小狗”（他的小名）与鬼魂并肩行走，模仿了记忆的非线性口吻：有一刻“我们”陪着小狗在美国公寓从外婆“兰”的头发上拔下灰色的发丝，下一秒就聚集在一家越南酒吧，目睹兰当年爱上那名美国大兵的瞬间。故事紧密相连，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从一个轶事奔向另一个轶事，过去和现在交织，不断地充满温情与辛酸。
《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本质上是由这些小插曲汇集成的一封给母亲的长信。故事中的段落大多以“当时”开头，读起来就像时间的快照，唤起怀旧之情和对联系的渴望。这也成了这本小说的特色，它具有粘性：它感觉真实，就像亲密朋友之间的对话一样。作者如此清晰地唤起了一个地方的外观、感觉和气味，让你与他在一起，甚至能听见他游走在抒情和闲聊之间的梦呓般的声音。
小说的结构也相应变得支离破碎，有些章节读起来更像是一首悼词而不是一个故事。这种处理方式是王鸥行从意大利人那里学到的，“如果我写一部小说，不是看着基座上的一个花瓶——完成、抛光、调整、收紧、清洁——而是拿起已经破碎的花瓶，把它参差不齐的叙事嵌入泥土中，为了理解和参与这部作品，人们不必将破碎的历史修复得完整，但在混乱中的故事却是完整的。”他在书的开头坦白：“我不是在告诉你一个故事，而是一场沉船事故——碎片漂浮着，终于清晰可见。”
它是一次剖析，更是一剂疫苗，吸收世界上的毒素，并在我们暴露于它们的过程中，帮助我们摆脱并生存下来。有时你需要看到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写在纸上，才能知道你没有疯，你不是唯一一个感到如此愤怒和无助的人。在地球上，短暂的华丽会伤害你，但也会让你感到被关注。这是一段家族史、一首挽歌、一封情书、一只伸出的手。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2022年，王鸥行的新诗集《时间是母亲》（Time is a mother）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再次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他谦逊地表示，对于写作自己仍保持着初学者（white-belt）心态。“在武术中，这被称为白带心态。即使你是黑带选手，如果你不像白带选手那样对待艺术，黑带也会被腐蚀和溶解。”
身为综合武术的忠实粉丝，多年来他一直设法将之介绍给身边的朋友。每个月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在大屏幕上观看比赛，也会参加当地的“业余职业摔跤”(amateur pro wrestling)。他着迷于这个词组包含的矛盾感，觉得这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去参加诗歌朗诵会：一群热爱他们所表演的艺术的人聚集在一起，花很少的钱，致力于一种具体的（而且昂贵）讲故事的模式。“我对他们非常钦佩。”
他的第一次朗诵是在哈特福德的马克·吐温故居，他把在附近美甲店工作的母亲叫过来，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他读书。当然，她仍然不懂英语，但她很自豪地看到她的儿子站在聚光灯下，一个小小的聚光灯。最后人们起身、鼓掌，她止不住地抽泣，“我没想到我能活着看到这些白人老人为我的儿子鼓掌。”
第二天，他陪母亲去美甲店。她卸了妆，把去朗诵会时穿的漂亮裙子收起来，摘下了耳环，跪在足疗椅上，面前是一个又一个白人老妇人。王鸥行终于明白，“这么多年，她的位置都低于她们的视线。有一瞬间，在马克·吐温的家里，她们面对面地平等地看到了她。那就是胜利。”
在王鸥行的观察中，对于第一代来到美国的东南亚侨民而言，能活着就是一种荣幸，他们很高兴，甚至鼓励子女低下头，工作、吃饭，过平静的生活。至于第二代人，他认为大部分仍然迷失在传统的移民难民对向上流动的焦虑中，致力于成为医生、律师、商人、工程师——来取悦和帮助他们的父母，而不是作家。因此，许多人都推迟甚至取消了他们的写作梦想。但比起第一代，他们的变化在于很多人已不甘心只是活着，哪怕是富裕地活着，他们想要被看到——还有什么比成为一名艺术家更好的方式来创造一些东西并让自己充满力量呢？
不同于那些望子成龙的亚洲“虎妈”，王鸥行的母亲总是说，“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你高兴，就可以做。”有时她甚至认真地指着美甲店内的空桌子说，你可以坐在这里，然后我们一起工作。
这份自由无疑成就了他，“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教会了我如何发挥创造力，因为我的母亲不知道任何规则，也不关心父权社会强加给她的任何规则。我们经常将难民视为受害者或被动状态，他们正在恳求普遍的帮助和援助。但事实上，这位难民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我甚至可以说，我的长辈和世界各地许多在地缘政治暴力中幸存下来的长辈都是生存艺术家。”
确定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之前，王鸥行曾在佩斯大学学习市场营销。几周之后，他便明白，“这不是为我准备的。”之后他进入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在诗人和小说家本·勒纳（Ben Lerner）的指导下学习19世纪英国文学，后者曾在谈起他时说，“偶尔，你会遇到一个学生，他没有试图成为一名作家，但已经是一名作家了。”
目前他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任纽约大学创意写作艺术硕士项目的终身教授。这座城市在他看来是都市与乡村的完美平衡，“朝着任何方向骑10分钟自行车都可以看到玉米地，这最适合我。在这种环境下，我可以更好地思考，我最近的两本书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无论是写小说还是诗歌，他的模式是一遍又一遍不惜一切代价地、彻底地、自我挑衅地检查。“对学生也一样。我倾向于过度教导。并不是说我给了他们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知识，而是我教的知识超出了相关的范围。这可能与双语成长以及看到对你来说如此强大的长辈不被倾听有关。我想我已经内化了很多，我只是想，我的声音被听到了吗？”
写得越多，他越意识到写作是一项管理工作，关于倾听，而非单纯关于创作。有一段时间，他曾陷入迷茫，“希腊语中的‘诗人’是一个制造者的角色，任何人都可以用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表达来填满书页，我又该如何与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交互？”
新冠疫情期间母亲去世，他似乎找到了信心，“像是一个现在才知道和弦的吉他手。”这因果关系听起来很古怪，背后的逻辑是，母亲的离去给了他勇气，“那之后我对很多事都不在乎了。”
新诗集从标题便能确知，和之前的作品一样，这又是一部关于成长、家庭的创作。但王鸥行丝毫不担心素材枯竭，“我一直相信，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富有想象力的写作来源于一种‘高度的虚构’。如果用撰写回忆录的方式写作，局限性就太大了。我区分了回忆录和自传，从字面上理解，后者是‘自我的写作’。”
他追求的绝不是如实倾吐私人回忆，“有色人种作家经常被认为他们的作品是缺乏‘技巧’的民族志——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作品被解读为‘纯粹’的报告文学，由此产生了一种荒谬的说法，即其作品的价值只来源于其‘异国情调’的主题，而不是其艺术策略……我认为很多年轻作家，尤其是那些不在越南出生或生活过的作家，更容易将越南描绘成一种方便且往往具有局限性的比喻，充满了棕榈树、大米饼、水牛、在土路上一瘸一拐地走着的单腿农民等等。这种方法的问题不是它不准确，而是它非常简化，几乎没有提供阅读体验……基于这种现实，我非常认同托尼·莫里森所说的，‘我不是我的作品’，更进一步说，我的作品不仅仅是我的经验，而是对经验的探索。我很少写日记，我不太为自己写作。”
王鸥行认为写作是他的工作，他会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它。“我会想如何才能把写作这件事变成对其他人有意义的事情？你不知道答案，但你必须一直提高自己的标准，努力实现。将一件事告知公众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写作的意义：沟通。”
母亲临终前对他说：“下辈子我想当一名教授，像你一样。”当时距离她死亡只有几个小时，她的声音虚弱，却是王鸥行耳中“能听到的最有力的事情”。“当你真的经历了这一切，你会意识到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很多移民，包括现在在乌克兰流离失所的难民，很多人都想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但他们不得不放弃。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他们的孩子也许能够做到。作家生活的这种循环的生态意味着存在太多的牺牲。我只是想，我必须在这里做到，无论这对其他人是否重要，对我一定有意义。”
